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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第四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发布时间:2017-02-27

今天,我想探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问题。我将首先间接靠近这个题目,先谈一个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在我的思想里如此重要,我甚至可以称之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支柱。这种现象就是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商都应该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本应该代表的利益之上。这就是代理问题。

经济学家已经广泛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仅仅从合同或者激励方面看待它,完全无视其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然而,如果你离开了伦理考量,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棘手。人们完全脱离了诸如诚实、正直等等价值观的控制,越来越成为经济动机的奴隶。

通过宣称价值中立,市场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已经破坏了道德价值观。

市场被认为是受看不见的手支配,这只手让市场保持了效率。在做销售和购买决策的时候,参与者不需要做道德判断,因为他们的行动被认为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

实际上,监管金融市场的规则是由政客的看得见的手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代理问题。

因此,如果不呼吁把道德原则考虑在内,代理问题将给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问题在我的思想中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将分析代理问题,然后,我将解决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冲突。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我第一次遇到代理问题时,是和所谓资源的诅咒相关联的。说到资源的诅咒,我的意思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有一个腐败和压迫的政府,叛乱、内战使人民更贫困,比那些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生活得更悲惨。想想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吧。

我支持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以“将你的付款公之于众”的口号向国际巨头们宣战。其想法是让石油和矿业公司公布他们支付给各国政府的账单。这样各国人民可以对他们政府的总收入进行问责。

该运动起始于 2002年,它的历史也很有趣。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创造性谬误,因为虽然舆论会给大型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非民主国家的黑箱操作和对它们境内公司的监督却很难做到。因此,政府收入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

幸运的是,英国政府讨论了形成的原因,制定了“采矿业透明行动计划”,汇集了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一起致力于既针对于政府也针对于企业的国际透明标准。在那些签署了透明计划的国家,其政府承诺公开它们收到的金额。在诸如尼日利亚、阿塞拜疆等国,这的确奏效。

在分析资源诅咒时,我在我所谓的不对称代理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一国的自然资源属于该国人民,但政府由于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应该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巨头的管理层非常清楚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他们宁肯贿赂政府。有人愿意提供贿赂,有人愿意收受贿赂,是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

一旦我注意到代理问题,我在各处都能发现它。共产主义也是因为代理问题完蛋了。卡尔马克思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看上去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产主义统治者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了。

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当选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宁肯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问题也被证明是金融体系的祸根。当金融工程师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CDO)把抵押债务变成证券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通过地域的分散化减少了风险。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因为将代理人(他们创造和销售这些合成产品)的利益和实际证券所有者利益分离开了,从而引入了新的风险。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相比,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代理和发行费。

因此,代理问题似乎无处不在。

然而,与其广泛的潜在影响不同,直到最近它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学生时代,它几乎是完全无法识别的。在过去 20年来,它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和激励的经济学家关注。实际上,代理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合同和激励方面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加剧了道德问题。建立人们的行为应该受合同和奖励管辖的原则,已经消除(或至少减少了)道德因素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别扭,但这只是因为反身性没有被充分了解。

价值观受认知概念和客观实际的约束不大,它们更容易被人们采用的理论所左右,经济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市场被认为应该作为一个无形的手来使供需达到平衡供应。让无形的手更有效的是,人们不需要做出道德的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和金钱是互换的”来表达。罗马人经常说,Pecunia nonolet(金钱无臭味)。但是如果把人类行为以自身利益至上视为理所当然,就没有为道德判断留下空间。如果没有道德准则,社会就不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遵循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性质相当不同,而社会价值又被认为是指导人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考虑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我尚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代理问题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我还受到了 Bruce R. Scott简洁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的鼓舞。因此我有一些新的发现。事实上,我本人对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感到震惊。

Scott认为,资本主义因为被人们和市场机制混为一谈,已经被误解了。Scott将这种歪曲主要归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我没有那么具体,只是把它归罪于市场原教旨主义。Scott还认为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隐藏着其人间代理那看得见的手,即建立和管理市场规则的政治进程。这就是代理问题出现的地方,也导致了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

美国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扎根于个人自由,受宪法赋予的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允许个人不受政府权力的不当干预自由地行使自由交换。政治和经济安排似乎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轻松地谈论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包括我在内)常常这么谈论。但表象是有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但在 1980年代里根总统的任期内,这个冲突已成功地被当时占上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覆盖了。

市场机制的显着特点是,它是不道德的:一个人的美元和另一个人的是等价的,无论她是怎么得到的。参与者无须担心道义,这使得市场运转如此有效。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个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是轻微的:如果一个人作为购买者或者销售者从市场退出,其他人将补上她的缺口,提供的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单一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承担的责任很小。

但市场只适合个人选择,不适合社会决定。它们允许个人参与者能够自由交换,但它们不是用来行使诸如决定管理社会的规则、决定市场机制运行等等的社会选择的。这是政治的权限。将自由市场、自我管理、自我纠错等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则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会将道德考虑从政治中移除,而离开了道德,政治无法发挥出正常功能。

在美国政治采用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选举代表,代表运用权力。这些代表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当选的费用是昂贵的,代表们必须回馈他们的赞助者。谁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谁就滚蛋。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胜过公众利益的。

美国政治系统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的。它内在于代议制民主制。宪法规定了向当选代表请愿的权利。然而,即便与我刚来美国的 1956年相比,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了。为什么?

有一些客观历史的演变将为此负部分责任,特别是复杂的民意操纵方法的发展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成长,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我宁肯认为,在建国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识指导的。但幸运的是,国父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他们创建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检查和相互平衡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宪法仍然运转良好的原因。甚至当我初到美国的 1956年,人们仍然声称以诸如诚实和正直等内在价值为指导。它可能已经被虚伪以及各种各样的恶习所渗透,但仍然与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们公开承认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们如何成功的。

我不想被误解。描绘玫瑰色的过去属于某一年龄的人们的癖好,我可不想掉进这种陷阱。我不是想说在 1956年政治家更诚实社会更公正。在透明度、问责制、社会平等方面,美国已经比当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市场原教旨注意的兴起,在什么行为是社会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这一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特殊的意义上,作为与市场价值非道德性的对比,我把它表述为公共道德的退化。

我定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把市场价值过分扩大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领域内。经济理论认为,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无形之手保证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趋利性获得了道德上的护身符,使它们能够代替例如诚实、正直、利他等美德。

这样的说辞在几个方面是无效的。首先,金融市场不趋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论将供应和需求看成是独立的输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再把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均衡。这种方法忽略了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之间的反身性反馈。它还忽略了隐藏在市场机制背后那只政治进程的的看得见的手。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将资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给定的。这将任何关于社会公正的考虑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这个理论假设人们知道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人们所认为的和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却取得了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主要的含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证明这个含义的论据来,这个含义本身并不那么不靠谱。市场机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进程更是如此。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比市场的参与者更容易犯错,因为政治围绕着社会价值,而市场只考虑参与者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价值极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问题的毒害。为了防止代理问题,引进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这使得政府当局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比私人参与者更加刻板和官僚。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把一个弱条件(政府参与市场往往无效)换成了一个强条件(政府应该在市场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认为所有的人类结构都是不完善的,社会只能选择危害小的那种,在此基础上,政府干预经济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相反,它声称,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不合理的逻辑了。

但是,目前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是服务于那些资本拥有者和资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为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资本的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它们构成一个富裕和强大的集团,不仅通过认知函数,还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则赋予了本来就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以道德外衣,并将对自利的追逐转换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纵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导的。它由一个资金充足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歪曲公众对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为什么遗产税仅适用于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当遗产税被废除时,却能得到众多人的支持?

当然,在这一领域还有其他竞争性的力量也用类似的手段来操纵公众,但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资金,因为他们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强大的部门利益。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 25年取得胜利的,甚至金融危机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响。这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在对银行注资时也避免采用能让政府获得大多数控制权的方式。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该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你可以是一个坚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的,但不必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是铁杆自由派。但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大学的经济课上受到束缚,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他们还要为市场价值入侵法律、政治等其他学科负责。

资本主义并不像苏联那样直接反对开放社会。然而它的确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威胁。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场不是不均衡约束的,而是更容易产生泡沫化的倾向。管制机制的放松已经制造一个超级泡沫,泡沫破灭后给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次讨论还揭示了另一个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代理问题和金权政治,它们污染了政治进程。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进程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但在当代美国政治进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我们的当选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资助他竞选的人,而不是广大选民。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选民已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负责任地讨论一下公共利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国卫生服务和碳税都不足道,我们的选择范围只限于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团参与的解决方案。

游说是代理问题的核心。那怎样才可以控制游说呢?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修改经济激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游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即便是规则收紧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法规总是可以被规避过去;更糟的是法规本身就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设计的。当一个受伤的金融业正谋求恢复昔日的主导地位时,这是美国面临的危险之一。

有一种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遵循利润动机也是非常合理的。与此相反,制定和执行规则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导,在这里利润动机不能进来。当人们试图歪曲规则对自己有利时,政治进程就会被损坏,代议制民主将无法产生使开放社会成为理想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应当强调,这种说法直接违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政治化的。

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进程?我建议使用一个相当简单的规则:人们应该分开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我们应当以公共利益为指导。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影响结果,因此个别人的市场决定不会对社会情况产生影响,不论他是否对公共利益关心。不过,政治决策的确会影响社会情况,不管它是否代表公众利益,都会产生影响。

麻烦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要通过选民的意见来反映,但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选民的观点很容易受操纵。并且操纵的自我强化的,越无耻越反动的主张也难以分辨真伪。这使政治进程变得如此无效率。

与此相反,市场机制运行得就更好。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但利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也难怪获利的动机在人们的指导价值观中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追求他们达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产生自尊的成功标准。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感到赚钱比花钱更安全。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回顾历史,基督教曾经将追求利润视为罪恶。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契约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并最终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在我生活的年代里变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国的成年生活之间的差别太具有戏剧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国,我抵达的 1956和现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震惊于市场价值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我的家乡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都相差太大了,后两者中社会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差别还占主流。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进一步的转变。医学、法律等专业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影响一样。

究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稳定是比较理想的,仍然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诸如法律、医学和传媒等职业中,利润动机的适当角色也同样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邪恶的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代理问题。

如何才能将代理问题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关的特殊利益者不去游说国会议员。烟草业必将反对香烟的立法,保险业必将反对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的立法。但那些没有攸关利益的人应该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他们不必为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自私的人也可以从别人无私的行动中受益)所困扰,因为行动的目标是令公众受惠。

我想用一个个人的说明作为结束。我的说教已经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玩弄规则并试图最大化我的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尝试改善的规则,即使是这种改革会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这一信条,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作得更好。我还相信,正因为追随这种观念的人还很少,像我办的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支持民间社会问责政府。我将这些努力称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传统的慈善事业起到更大的贡献,因为传统慈善只能够惠及更少的人。

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依赖于客户或者顾客,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很好地利用我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团相比,我当然处于下风,但至少我的钱具有更大的稀缺性价值。

麻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需要明眼人把这样的冒牌货揪出来,特别是冒牌货们和正品一样采用类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诱的时候。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做出判断。在辩论中,对一方持有善意的人们往往很难相信支持另一边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口号,而是要看到他们论点的实质。这有助于在政治辩论中把认知函数放在优先的地位。只有当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回应,他们才应该被抛弃和忽略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往往很上镜,不会被忽视掉。他们已经太有影响力了。选民是否拒绝那些无视事实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是一个社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考验。鉴于奥威尔书中那些宣传式口号在现实中的成功,美国做得并不好。

两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表现良好的政治进程似乎出现了恶化。我们曾经有两个争取中间派的党,但中间立场已缩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一直试图成为伟大“老好人”,但徒劳无功。

最后,民主的运作依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政治和市场角色分开,美国的民主会更好地运作。它是由每一个个人决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这样做的人是少数,也对于重建消失的中间立场大有裨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