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介绍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开放社会。在前面的演讲中，我总结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试验。在这里，我将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对于开放社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改变，至今他们仍然在演变。因此，接下来两讲将更加具有探索性质。

开放社会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在个人层面上，他们是紧密联系的。你会记得，我研究经济理论的同时还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坚持认为易错性是我们固有的属性，导致我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质疑，并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层次上，两者的联系却是间接的。联接两者的是第一支柱，也就是易错性。在这种语境下，易错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且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简化这个复杂的现实过程中，我们常常把它曲解了。我们的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确有什么原创内容的话，那就是对于误解的强调。它在对开放社会的批判性思维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尔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因为他认为确切的定义与我们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定义事物，首先描述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标签。在他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实际上与民主社会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认识论作为论据为民主辩护。由于完美知识实际上超出了人类理智，一个由言论、思想、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起以武力强加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加可取。由于经过纳粹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迫，我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说服力。波普尔的哲学让我对金融市场误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让我发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论。这给了我一根必要的拐杖来参与市场活动。

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经过了一场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 50岁。我的对冲基金已经增长到 1亿美元，其中约有 4000万美元属于我个人。我觉得我已为我自己和家人赚够了钱，运作一个对冲基金极端紧张和枯燥。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继续卖命挣钱？

我苦苦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推动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把这个基金会的使命定义为：去打开那些封闭社会，纠正开放社会的不足，和促进严肃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事业。我于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会，那时它还在XX党统治之下，在中国是1986年，波兰和苏联是 1987年，当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

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怎样建立开放社会的实践经验。我学到了很多。我发现了一些我本应该首先就知道的东西。例如，封闭社会的解体并不一定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它可能只导致持续的分裂，直至一个和垮掉的前政权类似的新政权上台，而不是出现一个开放社会。

 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连任，迫使我彻底重新思考开放社会的理念。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权，却在践踏着它本应该代表的原则，在反恐的名目下侵犯人权，仅仅靠着虚假的借口就进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哪儿出问题了？我写了两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怪罪布什政府误导民众，我指责民众允许布什政府来误导他们。

当我探讨愈加深入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发现了一个开放社会的理论缺陷。波普尔主要考虑的是认识现实的问题。他基于认识论而选择了开放社会，而对政治争论则较少考虑。他认为，“只有民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允许改革的时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问题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对现实的了解。而并不一定如此。操纵函数可以优先于认知函数。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当选，并赖在位置上不走。

这个非常明显的分析导致了关于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些其他问题。波普尔怎能想当然认为，自由政治过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现实？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个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纵函数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么会盲目地跟着他的思路走？

这两个问题都使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纵函数，或者把它置于认知函数的附属地位。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对世界的看法是如何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认知函数的目的是生产知识。知识被表示为符合事实的断言。要建立对应关系，断言和事实是分开的，而且表达必须明白无误（只有是和否，没有差不多这样的说法）。因此，追求知识的过程要求思想应该和它们所研究的目标分离。这项规则使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产生这样的信念：理智和现实是不同的。这种二元论根植在希腊哲学中，在启蒙运动中又主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把他们的信心交给了理性。理性被认为像探照灯一样工作，照亮了静静躺在那里被动地等待被发现的现实。在重塑现实时，理性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没有认识到反身性。这导致了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偏差，但在当时来看，这显然没有被认识到。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对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识还知之甚少，科学方法还能给人无穷遐想。当时有如下想法是恰当的：认为现实的东西就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着被发现，在探索过程中理性积极地卷入其中。毕竟，当时就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实，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回报。人们从四面八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知识，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无限的。理性一扫几个世纪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摧枯拉朽播撒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进步的理念。

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给人们能否正确认识社会带来的困难。法国大革命领导人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人们从头开始重建社会，但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过了火。整个社会无法跟随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欢快小曲变成了 1794年的恐怖呻吟。

启蒙运动误解了现实，它错误地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了一个二分法，这样导致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获得完美知识。这个二分法不是来自于客观事实，而是由启蒙哲学家在试图理解社会的时候臆造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者给这个启蒙运动所犯的错误起了个名字：启蒙谬误。这里我也将采用这个术语，但我需要明确一点，我曾提到了一个术语叫创造性谬误，其中包含着有价值的真理内核。

让我简要解释创造性谬误的意思。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但我们绝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使我们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确定的知识之上。因此，如果一个知识点证明是有益的，我们就会将其过度开发并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为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运动发生的情况。理性和现实的二分法在针对自然现象时极其成功，但是运用到人类领域，就导致了谬误。

启蒙谬误深深根植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导致波普尔宣布同样的标准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导致经济学家利用牛顿物理学来创建经济模型。无论波普尔优雅的科学方法模型，还是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连我，发现（或发明）了反身性的人，没有认识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概念实际上是基于如下隐藏假设的，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在他看来，我们在努力寻找真相，而不是简单地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

启蒙谬误根植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该假说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在这两个思想的谬误在金融系统的崩溃中一览无余。但我发现的那个开放社会的缺陷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如同有效市场那么广为接受，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没有放弃我对开放社会优势的信念，但我知道这需要更强大的论据来巩固它。波普尔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认知函数天然优先于操纵函数，我现在相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明确保证认知函数的优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须通过努力去保证。让我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活动不是为了发现现实（即认知函数），而是为了要当选和继续掌权（即操纵函数）。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会比压制不同政见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操纵现实，承诺遵循事实已经成为了障碍。布什政府掌握了强大的右翼宣传机器，没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实。这反而给了它决定性的优势，让他可以轻易地对付掉那些更加传统的政治人物，这些人还在受着启蒙谬误的影响，受限于事实，无法放开手脚。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公开承认他在设计口号时使用的教科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信徒，我发现这的确令人震惊。奥威尔书中的集权口号在开放社会中怎么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与一个集权国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让人保持一致相类似的效果？

最终，针对于美国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人们并不特别关注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已经习惯于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操纵，也不介意被欺骗；事实上，他们表现得还很积极。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实现包装好的消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付费的政治广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民粹主义评论家诸如 Bill O’Reilly和 Rush Limbaugh的影响。

操纵的技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它们起源于 19世纪结束时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品牌和广告来区分他们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这促进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以及对于信息和重点小组的试验，并通过反身性的过程改变公众的行为。它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我逐渐发现，经济和政治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是假的。经济理论在给定需求和供应的条件下，显示了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如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受广告操纵的。

代议制民主理论假定候选人会代表自己和选民，选举和制度能够选择出选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没有预期到候选人们会研究公众意见，并专门讲选民喜欢听的话。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操纵现实也成为了一门主要的艺术。是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把启蒙运动翻了个底朝天：它否认存在可以由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作为替代，它把事实当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叙事。

我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不可收拾的后现代世界观，因为它与我对客观现实的深深敬意相冲突。我不知道后现代世界观和布什政府宣传机器之间的联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他引述一个宣传机器作手的说法说：“我们不学习事实，我们制造事实。”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对后现代状况更严肃，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谬误，与当初对启蒙运营的影响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响力。

但我仍然把后现代谬误更多看成是一种谬论，它缺乏像启蒙谬误那样更具创造性的因素。通过更加强调操纵函数的优先性，它忽略了客观事实的最核心部分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眼里，与启蒙运动忽略操纵函数相比，后现代谬误只能算是一个缺陷。

根据启蒙运动，理性和现实相互分离和独立于彼此。人们利用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发展背后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想当然认为发现那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只有当对人类事务进行研究时，谬误才出现了。

相反，后现代世界观完全是误导。它催生了一种不道德、务实的政治态度。它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赋予认知函数比操纵函数优先的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绕过真理直接追求权力？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尽管现实可以操作，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操纵者的意图。如果要将这样的偏离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现实。正是这种见解，让我为开放社会引入了一个明确要求必须追求真相的承诺。

这个抽象的变量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强化。看一看布什的总统生涯。在操纵事实上，他异常地成功。通过向恐怖分子宣战，全国人民都整齐划一地站在了总统身后，一说攻打伊拉克，全国人民就为他铺好路。这次入侵说是为了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权，但适得其反。美国徒然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布什也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现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认识到，危险是，根据后现代谬误，它会被误解。一个反身性现实非常难理解，人们更容易被简单的回答所误导。有时候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30秒。

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

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 1944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1944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到所有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我选择投资于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出现，风险/回报率仍然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使我总是强调各种情况的阴暗面。

然后我开始积极地参与我的基金会。在这里，由于我发现可以采取积极行动减轻现实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认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意愿。负面评价导致了积极参与。

我的基金会最终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药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无望的事情上，比如缅甸、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不用说，打败仗不是许多基金会的首选。

我对现实客观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一样。由于缺乏完美知识，我们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残酷的现实，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过我认为，当社会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性，它自己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欺骗自己和选民来避免不愉快的状况，现实将惩罚我们，它的发展绝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

是的，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但是我们操纵的结果不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而是由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其规则的外部现实所决定。我们了解愈多，结果就越接近于我们的预期。理解现实就是认知函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函数应该优先于操纵函数的原因。忽略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的现实将导致后现代谬误。

所以，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人类引入了两个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们彼此相关。启蒙运动没有意识到对人类领域进行操纵的威力，但是操纵函数的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种谬误各自注意到了这个复杂关系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一对概念的，从而将复杂关系的两半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谬误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但我的框架却很少有人接受。

这正好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误解现实，比获取正确的认识容易得多。

后现代谬误方兴未艾。它指导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觉地发现，它在奥巴马政府的影响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 George Akerlof和 Robert Shiller最近写的一本书《动物精神》，它在塑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时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赞美了“信心乘数”的优点，也就是说，经济的弊病可以通过大谈金融市场来治疗。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弹使银行筹集到资金，并加强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数无视另一半的事实：如果现实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变成失望，繁荣可以变成萧条。我非常担心，如果过于相信信心乘数，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旧症复发，他将因此受到指责。

通过引入讨论对现实的两种虚假解释，将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论。尤其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一点历来被阐述得不够清晰明确：客观事实是有一个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纵，就像死亡一样充满了必然性。正是这个硬核被后现代谬误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励下，我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现实正确的解释如何与人们永远无法取得完美的理解这个原理相调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参与者的思想和事态发展这两方面都引入了不确定因素。这个框架声称未来是天生不确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责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对现实的重要见解，它甚至可以预见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虽然这个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正如我们最近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因为它不够完美，它拥有改进的余地。

其实上我能找到许多理论发展的空间。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只是想解决理解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我接续认为，选民应当珍惜真实惩罚欺骗的时候，我进入了价值领域。在这领域中，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内更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很难建立，往往更难承担。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会导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谈及不愉快的现实，奖励欺骗，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这些倾向都必须予以抵制。

这个药方特别对于现在的美国更加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临着一大堆不愉快的现实。该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过着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过向国外借款来维持。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人们消费过度，现在必须需要重建自己的积蓄。银行系统已经崩溃，需要自己想办法逃离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时故意误导了选民。奥巴马政府不能被指控为故意欺骗，但它却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开始指望“信心乘数”。

不走运的是，客观现实不能满足信心乘数提出的希望。同时，政治反对派攻击总统时毫不受制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选民应该更加致力于追求真理将难以实现。它为我的基金会提供了很好的议题，但目前美国的民主状况却无法为开放社会做出榜样，表现不出它是一个更有优势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强有力的论据。

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的国父们在开放社会理论出现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来自于相信个体自由的价值。他们采用的认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个体自由的价值是持久的，并且，由于曾接触极权政权，我给个体自由一往情深。我并不孤独。回到国父有另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允许讨论权力关系。宪法通过分权避免暴政。

分权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在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于现实世界不同的解释，而整个社会却需要靠政治进程去和解。宪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绝对权力的出现。宪法确立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衡的机制。但这是不够的。只有社会能向权力说出真相时，开放社会才能获胜。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他们赋予公民通过司法机构抵御滥用权力的权利。这就是国父们是如何创造一个开放社会的。

让我更清晰地说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开放社会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使一个社会通过将认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纵函数之上，更加了解它正面临的问题，并比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更成功地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它的人民也更愿意直面严峻的现实。换言之，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依赖于选民素质的，目前美国民主的表现没有达到其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只是依靠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还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之外，开放的社会还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即个人自由，它能表示开放社会的兴旺与否。例如，它适用于苏联。

但是，个人自由的内在价值却不总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国，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奥运会开幕式所表达出来的清晰信息。它显示，通过整齐划一的蚂蚁式服从，失去了个性的集体也能够产生极壮观的景象。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个人自由的价值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我将在我最后一讲谈这个问题。

谢谢。